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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无锡县鸿山),又如《泰伯梅里志》卷一

今天的无锡县鸿山),又如《泰伯梅里志》卷一所说:“舆地志云:吴作城梅里平墟,即此地城内有太伯宅堂基及井尚在,今邑志相沿泰伯城在无锡县东南三十里梅里乡”“梅里为有吴肇基之地。”都明确“泰伯奔吴”落脚地就是无锡梅里。按张守节上述说法,泰伯所建的“泰伯城”到唐时还在。2011年2月无锡新区《梅村志》办公室顾罡灵、谢祖基、张金龙三名专家在一次专家研讨会上就“吴国都城在梅里”作如下介绍:根据《吴地记》记载:“泰伯筑城于梅里,今曰梅里乡,亦曰梅里村,城内有宅,旧址及井犹存,亦云吴城。”史书记录,泰伯城“周三里二百步”,据专家考证梅村有块地非常符合此条件,该地北以夹蠡河为界,东起东蠡桥,向南到伯渎河,断断续续连绵有上百米的土墩。据当地人称,1976年整田平地时,这些土墩泥质特别坚硬,有人挖这些土时,铁耙齿也挖弯了,可以推断这是当年泰伯城城墙的夯土层。西边有沟通伯渎河与夹蠡河的湾桥浜,1958年伯渎河拓宽时,在湾桥浜和冶坊浜间的伯渎河上有几排木桩深植河底,专家们推断这是一水关(古时水关上有将士把守,外船进入城内需检查)。上述这块地周长与“周三里二百步”正好吻合,此地应为泰伯城旧址。
此外,近来在无锡洪口墩遗址、常州淹城、江苏句容寨花头土墩墓、江阴花山遗址、无锡县白丹山澄湖遗址也都相继出土一些先周人早期的生活用品,如发明于陕西与甘肃交界的碾子坡一带,先周族人做饭用的炊具——陶鬲(在无锡锡山文管会也存有一件),外观跟笔者2014年在甘肃庆城、宁县以及陕西周原博物馆看到的陶鬲几乎一样,说明周人到了这一带,这说明吴文化跟周文化是一脉相承的。从现有史料和遗存看,两地文化交融之桥的架筑者恐怕非泰伯、仲雍莫属。
这些历代史志所传载的,并非虚构。当地有关泰伯的许多故事、传说,也决不会是先人凭空编造。不仅周原和无锡出土文物陶鬲如此一脉相承,而且历代为他修建的庙宇、墓地尤存,如在泰伯故居改建的祠堂,又称泰伯庙;泰伯死后,葬在无锡市鸿山镇鸿山三千多年的泰伯古墓;“历代战乱泰伯墓屡遭损坏之记载”和“历代帝王、政府敕令、决定修墓记实”等古迹和文物档案至今保存完好,这都是很好的佐证。尽管泰伯所到的梅里到底在哪里?是无锡还是丹阳有争论,但笔者认为,在没有足够史料否定之前还是认可这些既成的历史事实,泰伯的确到江南,到梅里。
那么,泰伯为什么奔吴。司马迁在《史记》卷册一《吴太伯世家》中已说得十分清楚,只是对泰伯怎样到江南和奔吴的路线并未提及,故后人有朝东、往南和走陸路、水路猜测。笔者仅就这些问题,进行了如下探讨:
一、关于“泰伯奔吴”是朝东奔还是朝南走的问题。
从卫星地图看,西安、宝鸡的南面横隔着东西走向,海拔3000多米高的巍巍秦岭。朝东奔虽可以避开险峻的秦岭,且出潼关之后多为坦途,路程相对好走,毋容置疑。但笔者认为,“泰伯奔吴”虽说是姬周部落内部之事,也不能抛开当时殷商对周部落严控的政治背景。按《竹书纪年》记载,古公亶父是武乙元年由“邠迁于岐周”。武乙三年“命周公亶父,赐以岐邑”。周部落迁周原后,古公亶父用联姻的办法让季历娶商王朝王畿地区贵族女儿太任为妻,以婚结盟,冀缓解商王朝对姬周部族的疑心和猜忌。尽管如此,还是消除不了商王朝对姬周部落兴起的疑忌。就在周部族刚开始壮大、开始有所建树时,武乙死后不久,继位的文丁就乘季厉亲去献捷
之机,将季历羁禁在塞库,致使季历抱病困顿而亡。有功而诛,说明商朝统治者对周人十分警惕,一旦露强,就遂然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所以“泰伯奔吴”的路线选择不可能不避开商朝政治中心而往东(当时商朝政治中心在今河南安阳、商丘一带)。而且出了潼关就是山西和河南境界,离商朝的政治中心商都已不远,加上潼关守备森严,笔者认为泰伯他们要取道东走,那是自投罗网,这些政治因素决定他们不可能东出潼关,只能朝南走。
 
二、是走水道还是走陆路?
“泰伯奔吴”是走水道还是走旱路?这是第二个遗疑。笔者对陕西省地形沙盘、卫星地图和一些史籍考证,认为:“泰伯奔吴”不排除有时水旱兼程,但主要应是走水道。因为,一是,泰伯先祖三次大迁徙几乎都是走水路,而且在周部族长大的泰伯、仲雍也亲身经历过跟随父亲大迁徙的全过程,所以,走水路对周部落和泰伯、仲雍是轻车熟路;二是他们从西镇吴山出发南下宝鸡必经秦岭,而宝鸡南面的巍巍秦岭是由大大小小断块,千古地壳运动而分割形成三级层面,其最高一级的是海拔2300-3500m的夷平面—— 今天的太白山跑马梁面;其次一级是以终南断块和佛坪断块岭脊为代表,包括玉皇山、首阳山、终南山、兴隆岭、草链岭的海拔2600-2900m的夷平面和以华山、蟒岭、流岭、马道岭、柴关岭为代表的海拔1600-2200m的夷平面,共三个夷平面。不仅山高路陡、崎岖、险峻,到处是猛兽、毒蛇的深山丛林、广袤的无人区,不说古时,即使当今要歩行穿越也难以做到的,这样,只能沿河道走。可是,如右图所示南下的大河小川两岸多处是悬崖峭壁,当时又没有棧道,旱路是走不通的。所以,只能以水道为主,一路顺水漂流而下;三是,从现有史料看,虽然还没有发现周人在商末已掌握造船的技能,可是,据史料记载,早在夏朝寒浞时,倚着潍水立国的斟鄩人就知道将树木的中心刳凹,制成独木舟,作为往来的交通工具(这与常州淹城出土的独木舟有奇合) 。清末年,在河南省安阳县附近对殷商遗址大规模发掘时,除了掘出无数青銅器皿外还有一件四尺米高,重达一千七百五十斤的司母戊鼎,说明商代铸铜技术已达到了相当高水平。再之,从陕西博物馆、十堰博物馆、湖北博物馆、新干大洋洲和吴城以及常州淹城出土的商代青铜器皿和武器,不仅种类极多,而且上面的花纹极为精致。1989年江西省考古专家对新干县大洋洲商代大墓挖掘时,在出土的大量精工的青铜器中有一件号称“中华钺王”的大钺,就宽达39.5公分,重达11.4公斤。说明我们的先人在3500多年前就具备制造各种工具的能力,泰伯他们一行就地取材制造木伐或独木舟之类的水上交通工具,这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四是,走水道除秦岭北坡小段溯源而上外,其后都是顺水漂流而下,既省力又快捷。
 
三、南下路线选择。
“泰伯奔吴”路线,丹江口以下路线多有公论,关键在于秦岭路段,沿着哪条古道和如何翻越海拔3000多米高的秦岭的问题。从卫星地图和陕西省地形沙盘看,可供选择的路线有三条:
一是褒斜道,从岐山→西镇吴山→到县功镇→再由县功入金陵河→在宝鸡市金星村处入渭河→沿渭河往东在眉县由斜谷口入秦岭,沿斜水东侧南行,越老爷岭入桃川谷,进入褒河上源之一的红岩河上游(今太白县城所在地嘴头镇),再折向西南行,经两河口、关山街入白云河→红岩河→到江口镇入下南河→在武关驿镇入褒河→在汉中龙江镇入汉水(又叫汉江)→洋县→紫阳→安康→白河→郧县→入湖北丹江口市→汇入汉江→老河口市→襄樊→沙洋县→汉川→到武汉入长江→鄱阳湖地区大洋洲、吴城一带→铜陵、丹徒、屯溪一带→镇江→常州→无锡梅村。
二是陈仓道,从岐山→西镇吴山→到县功镇→再由县功入金陵河→在宝鸡市汇入渭河→沿渭河西入嘉陵江故道→凤县→两当→徽县→略阳→勉县→汉中→入汉水(又叫汉江)→洋县→紫阳→安康→白河→郧县→入湖北丹江口市→汇入汉江→老河口市→襄樊→沙洋县→汉川→到武汉入长江→鄱阳湖地区大洋洲、吴城一带→铜陵、丹徒、屯溪一带→镇江→常州→无锡梅村。
三是武关道,正当笔者研考第一、第二条路线时,南阳吴雷宗亲提供一个信息:据史书记载,当年左宗棠曾经通过荆紫关、商洛这条古道输送军用物资往新疆。受其启发,经查考有关资料,陕西东边的确有一条古时很有名的“商於古道”(古籍记“商淤古道”,现称“商於古道”)。从而,出现了可供研考的第三条路线:
从岐山→西镇吴山→县功镇→入金陵河→宝鸡→渭河故道→西安与渭南之间的灞河→溯蓝桥水而上至新店子,经牧护关翻越秦岭,进入商地。顺丹水(丹江)支流七盘河→丹江→商洛市→沿丹江→荊紫关→入湖北丹江口市→汇入汉江→老河口市→襄樊→沙洋县→汉川→到武汉入长江→鄱阳湖地区大洋洲、吴城一带→铜陵、丹徒、屯溪一带→镇江→常州→无锡梅村。
笔者在2014年4月对西安、岐山、周原、武功、彬县考证之后,经在较长时间的研考和准备,于2016年4月中旬又从无锡出发,分别对常州、镇江、铜陵、南昌、江西新干县大洋州和樟树吴城进行考证。第三次是2016年5月,从上海直飞西安,自西安启程到宝鸡、西镇吴山、商洛、荆紫关、凤县、汉中、城固、旬阳、十堰、郧县、丹江口、汉川、武汉等地,从地形地貌、出土文物、历史资料和遗存等方面对这三条路线,逐条进行实地考证,6月3日从武汉顺利回到无锡泰伯庙。
通过这段考证,笔者认为:
根据“西镇吴山”历史遗存,吴山山门上苏轼和吴介《伯仲初始》《荊吴祖地》题匾,“泰伯奔吴”始发点应该是宝鸡新街镇安头村的“西镇吴山”。
“西镇吴山”牌楼正面苏轼《伯仲初始》题匾
 
“西镇吴山”牌楼背面吴介《荊吴祖地》题匾
秦岭古道示意图
 
南下关键是如何穿越森林茂密,古木参天的巍巍秦岭。秦岭古道虽有六条,但能供其选择的只有武关、褒斜、陈仓三条。我最初相中的是中
间这条“褒斜古道”,从地图上看“褒斜古道”北起在宝鸡以东眉县境内,发源于秦岭北波的斜水出口处的斜谷, 斜水在眉县境内进入渭河。而秦岭南坡的褒河上游源头与斜水源头相对应,两水的源头在秦岭山脊相距仅五里之远。褒河顺着河谷南流至汉中汇入汉江东去,经丹江口到武汉下长江。泰伯、仲雍一行如果过宝鸡之后取道“褒斜古道”穿越秦岭,无疑是一条截弯取直的较短路线。可是,在这次实地考证时发现,所要翻越的秦岭很陡峭,沿途很多路段河谷狭窄险峻,两岸都是絕壁,没有搭建桟道之前根本无法行走,加上人烟稀少,多有野兽出入,要从北坡的斜谷逆着斜水急流攀上海抜3000米左右的秦岭,在还没有栈道的情况下,也非件易事。加上南坡褒河两岸陡峭,南泻水急,此道风险尤大。再之,又没有文献和出土文物佐证,也只好割舍打消其初心。
那么,是否走“陈仓道”呢?“陈仓道”系关中西侧穿越秦岭通往陕南、四川的主要驿道。据说这条谷道曾是楚汉相争时韩信用“明修栈道,
暗渡陈仓”之谋略由此道北上关中,帮刘邦北定三秦,而声名鹊起,传扬
古今。笔者到凤县考证时,听当地一位学者说:当地有韩信想出这计是受
“泰伯奔楚”(他们说“奔楚”而不是“奔吴”可能是受当地口音的影响)
的启发之传说。并说在《凤翔县志》中有记载,但这次考证中未来得及找其物。
“陈仓道”由于该道北端始发点为秦汉时陈仓县,故称“陈仓道”;又因该道在秦岭北侧处有个散关扼控和该道在沿嘉陵江上源故水道上,秦时设置有故道县(即现在的凤县),又名“散关道”和“故道”。此道前段是嘉陵江(嘉陵江上游古时称故道水)河谷,而嘉陵江发源于宝鸡西南的散岭,散岭北面又有条清姜河(又有书称为塔河),由此北流到宝鸡汇入渭河,两水源头相对且相隔不远,恰好秦岭在这段陷落一缺口,因位于凤县,称为“宝凤隘道”并设大散关。由此可见,只要从宝鸡攀上宝凤隘口,通过大散关后沿嘉陵江河谷(古时称为嘉陵故道)南下,然后绕行甘肃的两当县和徽县,再进入汉中的略阳,就可走出秦岭,经勉县入汉中。
此道开辟于先秦时期,秦末汉初已成为沟通关中与巴蜀的重要通道。“陈仓道”河谷宽阔,大部分路程平坦,路上村庄稠密,又有嘉陵江水运可利用,许多专家学者都认为,该道是先民们过秦岭最早利用的隘道。但是,路程较远,须绕个大弯,同时,我们这次考证时,顺这条道从宝鸡→凤县→汉中→城固→旬阳,一路上都找不到史料、遗存和出土文物佐证。因此,我们只好打消其念头。
真是“山穷水复凝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前面二条道被否决之后,我们开始“商於古道”探索,从西安到商洛,经荆紫关到丹江口一路进行考证。
“商於古道”西起古商州蓝桥,东至河南省内乡县柒於镇(今河南省内乡县桃溪镇罗沟村於家沟),由丹水(丹江)水路和旱路组成,穿越连接多个驿站、城池及险关,担负边关军事、传递、商贸的六百多里长的通道。由于春秋战国时期,商於之地属楚国,后来被秦国占领,商於之地也就成为商鞅封邑。
从此,“商於古道”也就渐渐成为秦国通往楚国以及南方的一条重要通道。
于是,秦国就在这个丹凤南边,北依巍巍少习山,南临滔滔武关河,接近秦楚边界的地方修筑起古道上的重要关隘,作为朝廷京畿南大门,史称“武关”,后来人们将此道称为“武关道”“武关古道”。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称作“武关道”“商於道”,唐代又称为“商山道”“商州路”,泛称“商於之地六百里”。
“商於古道”旱路:从今蓝田县城,过灞河至坡底村,上七盘岭,绕芦山北侧,经六郎关、大坡垴过蓝桥镇,溯蓝桥水而上至新店子,经牧护关翻越秦岭,进入商地。顺丹水(丹江)支流七盘河而下至黑龙口,经麻街抵商州城。再由商州城东南行,经现丹凤县,穿越丹江北侧丘陵,过桃花铺、铁峪铺到达武关,下南阳、邓州、荆襄以至江南和岭南;水道:从今蓝田县城,下灞河至坡底村,上七盘岭,经蓝桥镇,溯蓝桥水而上至新店子,经牧护关翻越秦岭,进入商地。顺丹水(丹江)支流七盘河而下至黑龙口,经麻街抵商州城。然后顺水漂流而下商镇→竹林关→过凤楼镇→到达荊紫关→丹江口→汇入汉水下荆襄以至江南。
根据史料记载和这次考察收集到的资料、卫星地图和陕西地形沙盘看,该道较为平缓,险峻地段不多,是较好的选项。
四、几点研判
翻越秦岭,古人寻路最便捷的方法是沿河道行走,这样不仅可以免去翻山越岭的艰辛,而且河流本身也提供出山的指向,可是,就秦岭而论没有一条河流橫穿秦岭,所以古人只好选择南北两坡都有水源相对应且攀登路程较短的河流,沿河谷迂廻。这样,虽然路程比较长,但较为省力。笔者认为“商於古道”是可选之道。因为:
1、该道除西安至蓝桥、七盘岭这段是逆水外,入商地后其他路段基本上一路顺水漂流而下。而且七盘岭高度相对陈仓、褒斜二道矮,灞河源头与丹江的源头相距不远,攀登难度不很大,较为省力。尽管秦岭的七盘岭、武关地段和商州城东五十里处,有长约五、六里,道宽不足三尺,位于悬崖峭壁下方叫“罗公碥”的碥道,路窄险要较为艰辛外,其余地段还是好走的,何況水落时还可沿河滩而走。若取水道更为顺畅,从宝鸡顺渭水而下,在西安东转入溯灞河南行,过了七盘岭下丹江上游的七盘河后,一路到江苏镇江都是顺水而下,走起来就没那么艰难。
2、据史料和遗存考证,“商於古道”开辟于商末周初,春秋时被打通。是荆楚部族首领鬻(yu′)熊受封为楚子,在率领族人自关中移居江汉的民族大迁徙过程中开拓的,据说“周公奔楚”亦是走此道(武关道),说明该道早在商代就已为先人所认知。
3、我们这次考察中从西安乘车南下,西安至蓝桥乡一带基本上一片平川沃野,人口稠密,走水、旱道都便当。在所到几个地方蓝田、商洛、荊紫关、丹江口,无论灞河还是丹水河面都较宽畅且水流较缓,善于走水道的周人来说,更便于漂流。
 
 
4、这条路线与著名史学家许倬云先生在《西周史》一书中所描述的路线:“太伯们过秦岭,经汉水上游河谷进入湖北,又由江汉东徙而来到宁镇地区。” “泰伯仲雍由渭河流域出来,经过汉水上游的河谷,进入湖北,……”较为吻合。
5、尤为可贵的是,这条道的沿途都发现陶鬲等商代后期的生活用品。陶鬲是发明于陕西省西北部碾子坡一带的陶器,商代先周部落用来做饭的
炊具。人总要吃饭的,吃饭必用炊具,而陶鬲是土制品易损,因之散落成
为遗存。这些出土文物的发现,虽然不足以证明是泰伯一行的用品,但说明商代先人到过这些地方应该毋容置疑。也可为研判泰伯奔吴路线提供有
份量的依据。下面就是这次考证中收集到的部分地方出土陶鬲。
 
笔者观点
从上述研考我认为泰伯奔吴的路线应该是:从岐山出发→西镇吴山→县功镇→入金陵河→宝鸡→渭河故道→西安与渭南之间的灞河→蓝田县城溯灞河至坡底村,上七盘岭,过蓝桥镇,溯蓝桥水而上至新店子,经牧护关翻越秦岭,进入商地。顺丹水(丹江)支流七盘河而下至黑龙口,经麻街抵商州城。然后顺水漂流而下商镇→竹林关→过凤楼镇→到达荊紫关→丹江口→汇入汉江→老河口市→襄樊→沙洋县→汉川→到武汉入长江→鄱阳湖地域大洋洲、吴城一带→ 铜陵、丹徒、屯溪一带→镇江→常州→无锡梅村。
在历史面前,任何个人都是很渺小、微不足道的。在史考方面不存在我赢你输的问题,史考的责任只是将历史的客观揭示出来传给后人,并为之孜孜探索,而不是胜负角逐场。好奇和强烈的求知愿望将我带入吴文化之门,使命感鞭策我去追索尘封的历史陈迹,责任意识要求我务实求真。所以,我必须申明:敝人虽不是学历史的,但也略知史考的严谨性。我写此文不是本命题研究的结束,相反是个开始,本文只不过抛砖引玉而己。冀有更多宗亲和学者涉足其中,这是其一。二是,据史书记载,荆楚部族首领、周文王、武王、成王老师鬻(yu′)熊受封为楚子,在率领族人自关中移居江汉的民族大迁徙过程中开拓“商於古道”。从此,该道也就成为古代的军事、政治、商贾之要道。就当前已出土的商、周文物说,在沿途各地中,商洛至丹江口出土的商、西周遗存相对密集,是否跟鬻熊这次从汉中大迁徙到江汉有关。三是,凤县有“泰伯奔楚”之说,说泰伯经该地去楚。经查阅多部古籍都未见有此说道,是否“泰伯奔吴”之误,建议有志于此的后人多留意。四是,历来总说商文化不过长江,可是,1989年前后江西省考古所专家在江西省新干县大洋洲镇和在离此不远,在古肖江上游,距樟树市城区西南44公里的山前乡吴城村考古,除了发现大量的商代青铜礼器、兵器、农具以及玉器、陶鬲这类的陶器外,还在对该段城墙进一步挖掘时,在近4米深的外城壕中发现了密集的商代人头骨——不到10平方米内发掘了近20具头盖骨和部分肢骨。据江西省考古专家介绍,在考古中被发掘出的头盖骨的产生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战俘被割首;一种是祭祀中猎头仪式的产物。就当时发掘的情况来看,周围没有发现高官达人墓穴,不可能是陪葬,那么,只能是战争杀戮了。这些头盖骨很有可能是大量战俘被割首所至。有专家认为,传说中的泰伯奔吴,这里曾是路经之地,也就是说,泰伯先到此地,然后,再从此地下赣江,东奔江南。笔者到过大洋洲、吴城,也到过周原,两地地形地貌有点相似,是否泰伯一行到此,见景怀乡,曾在这里安营扎寨过,后来因战事的缘故才继续朝东走。这不过是个推断,其准确的结论有待于更多的考古发现。
在这次考证过程中承蒙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秦汉研究室主任田亚岐教授、宝鸡陈仓博物馆董卫剑馆长热心指导和帮助以及厦门吴国荣会长、无锡吴立兴会长、南阳吴雷会长深挚支持,值此,我借本文最后二三行,表示由衷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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